追尋失落的圓明園

作者：[中]汪榮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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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版新序&簡中弁言&繁中引言

…不断遭遇到破坏，在遗址上所能见到的只是西洋楼区的一些残垣断壁，以至于有不少人误认为西洋楼就是圆明园。把圆明园说成是中国的凡尔赛宫，就是一大误会。其实, 整个西洋楼只是圆明园的一小部分，而模仿凡尔赛宫的海晏堂又是西洋楼的一小部分。圆明园内西洋楼的设计与建造都不是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所以不可能是西洋建筑中的精品，也远不能与大部分圆明园的景点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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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是清朝五位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皇家大乐园，历经一百五十余年的不断经营，工程几乎无一日中断，遂集明清园林建筑之大成，更包含西洋建筑，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颗灿烂明珠，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有名的大型宫殿式御园。
中国传统帝王在儒家的影响之下，正式宫殿的设计都要按照《周礼》的规格，虽望之俨然，庄严隆重，合乎礼教，住在里面却不一定舒适自在，自然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源，别建离宫，寻求舒适自在，满足享乐的欲望，于是汉有上林苑，唐有大明宫，宋有艮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也在北京一带建筑皇家园林。到明清时代，建筑跟庭园设计经过数千年之演进，已臻成熟，甚至完美的境界。清朝皇帝即在此雄厚的基础上，挟其开国后丰厚的国力，在北京西郊营建了一系列的皇家园林，而圆明园就是其中最富丽堂皇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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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问题尚不是财源，而是技艺失传。再者，即使财、艺俱备，再造出来的圆明园也是假的，还不如好好整理与保存真实的遗迹。圆明园虽称“万园之园”不误，但其不同于万园，正因其具有异于寻常的兴亡痛史。遗迹所呈现繁华与屈辱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场逼人的沉寂，也正是此园之所以特别令人低回、起遐想之处。圆明园遗址的悲凉之美，自然而然会激发无从压抑的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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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写作此书时当然有未见的资料，特别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大量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然今已数字化，极易引用；其中有关圆明园者至少有192笔… 类此档案文献均可补充本书所述，圆明园除游乐以外，颇有繁忙的公务活动。

P19-24

作为天子，举天下供奉一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作为一位好天子，却不欲过用物力，尽情享受。他登基不久，适逢母丧，特意延迟了正式入居圆明园的时间，可见自知园居是一种享乐，有碍儒家的丧制。
雍正皇帝一旦于1726年农历新正大张旗鼓入园之后，迅将园居作为常居。他显然觉得于心有愧，所以力言圆明园不仅是行乐之地，也是行政之所，并下诏在园内处理国政。
自此，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居之所，也因而成为活动频繁的一个中枢… 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乾隆于1738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对圆明园的钟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使他难以自禁。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
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40年，长春园已经建成。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天人交战。营建之欲终于战胜了简省民力之德，圆明园也就在乾隆时代成为万园之园。大清于乾隆晚年虽已由盛而衰，但圆明园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地持续，这是明显地糜费国库民财。
嘉庆皇帝集中财力兴修绮春园，并将其纳入圆明园，形成圆明三园的格局。道光虽以俭省著称，却肯在圆明园上花钱，兴建了好几座大戏院；至于维修与小工程，更从未间断过。咸丰登基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军费浩大，根本无力再事扩建，即使维持现状，也感罪过。圆明园原是供清帝游乐而建，但咸丰园居，竟成为话柄，传出种种荒淫无道的传闻。其实，从档案资料可知，有一次咸丰于赴天坛祭祀的前夜，在园中曾痛哭失声；然则咸丰天人交战的压力，由于国势的衰微，较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人往往认为，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或夏宫；其实非也，而是清帝每年居住最久之地，自雍正起已是另一处听政之所。住在圆明园显然要比住在严肃的紫禁城里舒服得多，除了祭祀和礼仪之需必须回紫禁城，并且到承德狩猎、赴曲阜祭孔外，皇上大都是园居。以1775年前后为例，乾隆在园中一共居住了168天，居紫禁城105天，居承德66天，居曲阜44天。长久住在美观舒适的圆明园，日久自然生情，其情更表之于御制诗文，乾隆尤其是多产的诗人，对圆明园的四季景色，多有吟咏。此园无疑是清帝最珍惜钟爱、最引以为傲的一个大乐园。
同治皇帝… 他的父皇咸丰因圆明园之毁含恨而死，并于弥留时将圆明园同道堂的印章相赠，以示不忘。他的母后慈禧早年在圆明园得到宠幸，且在园中生下同治，自然对于恢复御园旧时的风光，最为殷切。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库空虚，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启齿。直到1867年，圆明园被焚已经七年，才由一位言官出面，主张募款修园，结果所得有限，风评不佳，同治及时谴责并处罚了这位言官，以维护其体恤物力的形象。不过，他修园的强烈欲望只被礼教的大帽子暂时罩住而已，到了1873年，再也按捺不住。他于同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强调，他之所以要修园，是为了尽孝，绝非为个人享乐。他说两宫太后抚育他长大成人，理应修复御园，使她们颐养天年。他也知道财政困难，所以并不要求重修整个圆明园，只要求修复部分，以应两位太后所需。话说得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传统礼教，于是内务府于二日后即开始作业。主要工程包括清夏斋、承恩堂、天地一家春等，都在万春园内，确为太后颐养所需。但关键仍是钱从哪里来？国库空虚，自会引发御史们的反弹。然而同治自以为理直气壮，欲强渡关山，更希望于1875年母后慈禧40岁生日时完工。这种讨好母亲的孝心与强烈愿望，使年轻的皇帝大有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态势。他向内务府施压，向王公大臣募款，结果所得仍然有限，远不敷工程所需。但在皇帝的大力催促下，工程不得不展开；不过，开工不久，往往就因钱财不继而停工。同治原要修复3000个单位，后来虽然减到1420个，银钱仍然远远不够。
同治皇帝不顾一切修园，最后导致亲贵大佬们的一再干预。例如文祥于1874年4月2日呼吁停工，但皇上执意甚坚，置若罔闻，更亲赴工地，引起严重的安全顾虑，使恭亲王及帝师李鸿藻不得不积极出马劝阻，但5月9日的面见，毫无效果，同治于5月24日又秘密到工地视察，并在双鹤斋野餐。同治之毫不在意，令皇室震惊。同时，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李宗羲于1874年7月13日也上奏劝阻，力言圆明园即使修成，因洋人威胁未除，仍不安全，应效法汉文帝和宋仁宗于外患未除之前誓不修园的故事。此奏折明显蕴涵道德谴责的意味，并且促使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于7月20日要求同治立即停工。李文田过去虽曾捐款修园，此时则响应总督之言，直率地说，园工若继续，势将竭泽而渔，并举近日灾变不断，天象示警，不可不慎为说。然而这些以传统“礼教”来规劝同治皇帝的举动，毫无效果。
同治可以不受规劝，但无法漠视财源之不继，往往发生工已开而钱未到位的窘境。虽有一些私人捐献，但沧海一粟，无济于事。如1874年的5月里，捐得30万两，然所需则高达数千万两；二三十万两已见竭泽而渔之弊，令许多官宦之家，不胜负荷。更有甚者，重建圆明园除钱以外，尚需有钱也难以买到的巨型木材，同治曾向两湖、闽浙、四川一带的地方官，索取巨木三千，但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总督王文韶均无以为报，因两湖沿江木材，早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砍伐殆尽，故李瀚章奏称，唯有到贵州山区原始森林中去采伐。深入山区固已不易，运输至京，难上加难，根本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塞责而已。其他各省也无木可献。绞尽脑汁搜寻巨木，终于导致一件丑闻：奸商李光昭以捐献木材为名，到处招摇撞骗，牵涉到内务府。
然而，丑闻之起，毕竟是由于皇帝一心一意要求修园的缘故。于是反对将大笔银子花在园工上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大员，有更多的口舌；要求停工以爱民的呼声，更强而有力地挑战同治修园的孝心。在此情况之下，恭亲王伙同其他三亲王、文祥、宝鋆两军机大臣以及沈桂芬、李鸿藻两军机，奏请立即停工。要点有三：户部财力已尽，根本无法筹付内务府估计的一千万两到两千万两的修园费；内外反对园工的声音，不容忽视；修复紫禁城旁的“三海”，既可省钱又能奉养太后。同治皇帝在强大的压力下，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固难再伸，孝顺皇太后的借口，也难再自圆其说，可谓一败涂地。此一君臣相会，十分紧张，同治于气愤之余，冲动地要把皇位让给恭亲王，害得诸王痛哭流涕，吓得文祥跪地昏厥。修园的欲望终于被现实所击溃，同治帝终于1874年9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下，完全打消修园的念头，不得不诏令无限期停修，残破的圆明园从此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至八国联军之役再遭巨创之后，圆明园更加日渐毁损消逝，以至于成为废墟，昔日繁华，仅成追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圆明园之衰亡，主要由于外力入侵而遭摧毁，与历史上其他名园的没落，殊不能一概而论。唯有圆明园的一个叫清漪园的属园，修复为颐和园，留存至今。

P10

体制碰撞，两不相让，最终只有诉诸武力，被打败的体制才会不得已而接受新体制。在这个必然的大趋势下，诸多偶然因素就微不足道了。
所谓虐待俘虏、激怒英国，并不是火烧圆明园的最主要原因，只是火上浇油而已。英国统帅额尔金发现咸丰皇帝最关爱圆明园，所以他一定要烧，才能使中国皇帝感到痛；我觉得还有另一层原因：因在烧毁之前已把园内最好的东西抢劫一空，将整个园一把火烧了，被抢的珍宝便无法追索，未尝不是一种故意灭迹的行为。我也不认为额尔金之流会在意历史上的骂名，就是在儒家中国，春秋笔法也并不足以使乱臣贼子惧——如果真惧的话，就不至于历代不断有乱臣贼子的出现。
从前以及现在仍有不少中外人士认为圆明园是皇家的园子，关老百姓何事？他们忽略了圆明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实质文化的呈现，而一个文化在暴力下消失，不仅中国人要关切，全世界爱好文化的人都应该关切。对中国人而言，圆明园被外力摧毁当然是一国耻，以此激励民族感情也无可厚非。
清朝皇家对圆明园的失落最感痛心，固不待言。咸丰皇帝在热河英年早逝与伤悼圆明园不无关系，慈禧与同治帝不惜政治与经济的压力，一意要修复圆明园，其性情可知。中国一般国人的伤悼之情也是真诚的，如史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北京茶楼看到天边浓烟，知道圆明园起火，不禁痛哭失声；康有为在巴黎看到圆明园遗物也感到伤心。民国以来不同背景的官方与民间人士亦多对圆明园表达哀悼，甚至愤怒。直到最近海外还有一位华裔女作家张纯瑛来到圆明园废墟，也不禁流泪，称之为“中国的哭墙”。可见150年来中国人的伤悼之情一直延续着。

P25

然而中国人受挫之余，自然会产生同仇敌忾之情，并将此痛苦的记忆由晚清士人延续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将毁园作为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的宣泄点，并表现出重建圆明园以雪耻图强的强烈欲望。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积极建设，也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欲使之成为中国人集体的耻辱记忆。2000年8月，北京市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定了圆明园公园整体保护的格局与框架。其范围横跨圆明园东西路，南北向则自清华西路到规划公路五环，面积达458.9公顷。也许作为凭吊之用的所谓“遗址公园”，更具悲情之美感；若一旦整体修复，似旧物而实非旧物，反而会磨灭历史记忆；如果手艺难以达到原有的精美，则更会有画虎不成的丑恶感。
无可抵挡的汹涌西潮，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国际规范；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正负两面，都在几代中国人面前展露无遗，圆明园的被抢、被烧乃是最活生生的一个阴暗例子，中国人对圆明园的记忆与感情，也必须从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去理解。在园林史上，也许没有别的园林蕴涵如此丰富的记忆与情绪。

第一部_建築

緣始

P214-215

可以肯定地说，绘画和诗词两者为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概念化提供了特别优美的意境。园林跟诗词和绘画一样，是艺术、抒情和风景的一部分，许多庭园设计者本身也是够格的画家和诗人，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为园林环境注入一种建构形式，这种建构形式自然流露出画与诗的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够水准的传统中国园林会被认为好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中国园林虽由人工建造，但整体景观构成表现出像自然界一样地自然。既然园林建筑跟周围风景和谐一致是中国园林设计的必要条件，把人为建筑添置在风景中就需要巧夺天工，将建筑与自然交融为一体。
相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呈几何形式的庭园，中国园林艺术崇尚没有束缚的美，强调自由形式、持续流动和意想不到的曲折变化，然而拟真的自然环境却又是人为的创造。辽阔的自然可以被浓缩在山水模式之中，需要的只是“咫尺创寰宇”或会聚成“乾坤在一盆”。具备峰顶、绝壁、沟壑、峡谷、溪涧和瀑布的假山是中国园林的基本，虽然18世纪的英国庭园也呈田园风貌，但中国这种“象征性的表现主义”跟欧洲的写实主义传统还是有所不同。

帝王宮苑的興起

P217-218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帝王宫苑。中国的统治者跟全世界的帝王一样，都喜欢享乐，他们运用丰富的资源，在正式的宫殿内外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庭园和壮观的园林。中国早期的帝王宫苑跟国家的形成几乎是同步出现…
中国君王通常在远离王室宫殿的地方，寻找引人入胜的空间，以求欣赏景物之美，并建造提供休憩和暂住的苑囿⑩。大部分苑囿是由高台、花圃、鱼池、鸟笼、兽栏和舒适房舍组成，许多设置逐渐转化成乡间别墅，被称为“离宫别院”。这种享乐场所的其他名称还包括灵台、灵沼和灵囿，这些名词都出现在《诗经》里，指的是周王的宫苑。
注⑩：10“苑”这个字最先出现在甲骨文里。它在中国古代经典里的意思，经常是指“蓄养动物的地方”。因此，它的原意可以作为“动物园”。直到中华帝国在公元前221年形成后，“苑”就改名为“园”或“苑圈”。汉代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著作《史记》里就把这个名词标准化，从此“苑圈”就被定义为“帝王宫苑”的意思。
皇室和大臣的私人园林也在汉代兴起。显然，有钱有势者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追随皇帝，建立一座供自己享乐的园林，不过一般在气势上远不如皇园壮观。

園林藝術最偉大的綜合體

P226

事实上，兴建圆明园的时代，中国园林艺术早已成熟。这个时候正好是清朝的鼎盛期，帑藏充实与专业技术的炉火纯青让清朝得以创造出不管在风格上还是在壮观上都无与伦比的帝王宫苑。整体而言，圆明园是建筑在平坦的土地上，它是一座集离宫别苑、景色环绕、园林美化、人造山石以及庭院、庙堂、书院、藏书阁等不同功能于一身的多个建筑群的综合体。所有人工建筑都根据传统复合庭院的南北走向的形式，而东西走向联结的建筑就比较少。
在园里有几百个漂亮的景点，其中有四十个最佳的景点是由乾隆皇帝亲自选定的。他精挑细选出绝佳的景观之后，为每处景点拟定一个优雅的名称并题诗解说缘由。乾隆皇帝还指示宫廷画师为这四十景作画，成为一套画集，这些画册在圆明园的劫难中幸存了下来，并闻名世界。

P226-232

鉴于圆明园的面积、多样性和复杂性，圆明园几乎囊括了适用于园林的所有建筑形式。主要的建筑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堂：
即在圆明园建筑里的主殿或者在特定景点附近的主建筑，通常都是依照天子格局朝向南方，前面有宽阔的空间。一般来说，中国的殿堂是以圆木柱建成，挑高、宽敞和开放，以观赏四周的风景。
亭：
本意就是中途在此停留的意思，是设计给人在游园的时候作为休憩和欣赏美景之用。计成对此表示：“亭无固定形式。”但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设计（包括方形、圆形、六角形、椭圆形、八角形、扇形、梅花形状等），亭的每一面都是开放的，以呈现最大的视野。因此，亭通常坐落在景色最好的地方，特别在山顶、林阴之间和水岸边，且亭之大小和形式都是配合周遭的环境，这绝非偶然。/五竹亭/
台：
即高耸没有屋顶的平台，由一堆石头或厚木板所打造。台多建筑在精挑细选的地点上，主要是要让游人可以欣赏远方和近处的景色。一般来说，台位于高地或湖边。圆明园里邻近皇家起居室的环湖九岛上的牡丹台就最为著名，因为皇室的三朝天子——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和儿子乾隆——曾经在这里会聚一堂而传为佳话。
楼：
一般来说高两层，呈长方形，坐落在山丘和湖畔之间，透过开放式的窗户来捕捉自然美景。/染霞楼/
阁：
即四面具有开放式窗户的多楼层建筑，包括圆明园里主要藏书室文源阁在内的许多藏书楼建筑都被称为“阁”并不足为奇。
榭：
建筑在景点处，如水畔或花圃间，以便于“借”景。由于许多台榭都盖在水边，因此通常被称作“水榭”。/澄渊榭/
回廊：
是既长且通风的走道和回廊，连接各个景点之间的干道和支线，让走路的人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
轩：
参照中国古代马车的样式，看来宽广高挑，所以被称作“车轩”，它们盖在既高且阔的空地上来取得最好的视野。/淳化轩/
斋：
是给人在一个清静的环境下，独自闭门来自我反省或沉思用的，有点像欧洲的教堂气氛，那里可以让人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和宁静。规模小的书房或藏书室也可以称为书斋，让园林的主人可以独自看书和写作。再者，斋在中国的传统里，是祭祀者在拜神或祭祖之前，在禁止吃肉、饮酒和敦伦时期暂住的地方。
房：
包含起居室和睡房的私人住处。/接秀山房/
舫：
是为了欣赏美景和嬉戏而建造。最有名的陆舟是石舫，起初建在清漪园里的昆明湖上，如今是颐和园里游客喜爱的景点之一。
馆：
是非正式的住处，通常是作为阅读和艺术创作的地方。/玉玲珑馆/
在圆明园里各式各样的建筑之中，没有一个个体是孤立的，而是结合各种亭台、楼阁或一群复杂和不规则的不同建筑和庭院，呈现出整体园林的雄伟面貌。事实上，四十景里的每一个景观都是混合了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
此外，在圆明园里还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三种很基本的中国风格建筑。
桥：
它区隔也同时连接各个景点，是园林中连接大面积的水泽和复杂水道的一种基本元素…
墙：
几乎每一座中国园林都有墙围绕，在庞大的圆明园里… 或由石头或由砖块打造，因不同的用途而设计，并以花卉、雀鸟和神话等艺术雕刻来装饰。/舍卫城/
塔：
这是佛教的建筑… 增添了宗教的意义和美学的价值。另外，圆明园里还建造了许多石舟和牌楼，这在一般园林里是十分罕见的。
大致来说，圆明园的建筑采用了三种主要的技术性元素来创造整体，那就是“因”、“借”和“堆”。
水代表平静和安宁，是任何形式的中国园林都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一个讲究的池塘很少是工整的几何图形，必须要营造出清幽的气氛，让住在园林里的人感到欣悦。圆明园更特别以“水景园”著称，全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湖泊，彼此之间又由水道网络和蜿蜒的河道相连接。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圆明园达到它的巅峰期，这个时候它由五座园林组成，即圆明园本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亦称作清华园）和近春园。这就是北京西北郊相当著名的“三山五园”。不过，熙春园和近春园在公元19世纪的时候被赏赐给亲王，后来又成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区。

P233-234

很多宫殿的建筑，包括内部的装潢，确实都遵从《周礼》里儒家所引用的观点，那就是强调庄重和威严。然而，园林的目的既然是用来享乐，在园林的设计里就不能太过注重儒家的教条。在圆明园里，除了堂而皇之的正大光明殿表现出儒家的庄严之外，其他许多建筑，特别是在长春园里的建筑，大都呈现道教式的愉悦与悠闲。
在长春园里的“海岳开襟”尤其表现出异常的脱俗和活泼。不过，道教的宇宙观所编织出来的天人关系网络，即使不比儒家的宇宙观更为和谐，至少也跟儒家一样重视和谐的关系。事实上，道教没有约束的自然之美的艺术建构，结合仿效仙境或重塑神话世界的人造建筑，也同样能表达出整个大一统帝国的和谐。圆明园里虽包含了伊斯兰清真寺和欧洲巴洛克的建筑，但其独特的风格并没有破坏整个帝王宫苑的和谐。
圆明园的设计者也将在中国广泛使用的风水考虑在内。实际上，一千多年来风水影响中国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士也经常根据风水的准则来处理家务事，尤其在祖坟和房屋的营建上更是如此… 虽然不管是什么朝代，中华帝国的政府从来都没有承认风水的正统地位，但他们实际上都认可这个习俗… 尽管风水具有迷信的性质，但它强调世间上阴阳流动的微妙平衡，就十分符合中国传统里天人合一的观念。
有趣的是，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1900—1995）亦发现风水具有“显著的美学成分”。当李约瑟重游他年轻时极为仰慕的凡尔赛宫的庭院和公园时，忽然有一种“落寞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曾游历过中国的颐和园等多个园林，让他深信像凡尔赛宫那样呈现几何图形的庭园，不免在“限制和束缚自然，而非顺应自然”。
这座帝王宫苑的风水看起来好得无可挑剔。即使最后遭遇到被焚毁的灾难，亦没有人对它最终的命运想当事后诸葛亮或归咎于风水不好。不过，也有微词，很有意思。根据一位清代学者的说法，在1839年，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二宫门外拆掉一座拱形桥，以方便他观看骑射。这位学者引用一个风水师的话说，一条河需要有一座桥就像瞄准目标的弓，在去掉这座桥后就象征失去目标的弓，成为军事衰弱的凶兆。中国随后遭逢鸦片战争之惨败，让这位学者觉得那风水师的预言竟似变成了事实。

P238-239

不同于散文或诗词里使用完全隐藏的技巧，“藏”的意义在园林里是要带出一个由隐至显、既保留又含蓄的表现，因此展开的景观不能一眼就看到底。一个英国人在18世纪末参观过圆明园之后，就曾经记录下“藏”的效果，说是“在圆明园里的飞檐是要表现出建筑的雄伟印象，特别是从远处的树丛间窥看”。
除了路径之外，连接这座园林几乎每一个角落的运河网络，在动线上也起了相同的效果。

圓明園本園的景觀構造

P240

正大光明殿坐落在二宫门里的正中央位置，其名意谓伟大统治者之胸襟开阔。这部分的建筑是完全依照紫禁城里的主殿太和殿复制而成。这座主殿的外观以油漆和镀金来装饰，在层层交叠的屋檐下有铁丝织成的网来阻止飞鸟接近。

P241-242

在这个听政场所（勤政殿）的后面越过前湖，就是皇帝寝宫所在的“九州”，由九个小岛组成，围绕着200平方英尺（约19平方米）大的后湖，以桥连接。这个所谓的“九州”，明显出自儒家的《尚书》，指古代中国所了解的世界。雍正皇帝给这个地方命名为“九州”，是希望表示整个帝国是在四海之内，并象征天下和平与繁荣。
我不认为雍正或乾隆以“九州清晏”作为“九州”的缩影是皇家宫苑的“落日余晖”。王毅误以为将无限的空间压缩在一隅是要把“芥子纳须弥”，象征帝王宏伟气象的丧失。其实，创造“壶中天地”乃是非凡的艺术。这种设计不仅不会丧失宏伟的观瞻，正好符合帝王的远大世界观，也是中国园林艺术里最重要的美学内涵，让小小的人工建筑去表现无边际的大自然，不仅是天地的一部分，更是宇宙的一部分。
事实上，虽然许多经典的中国园林是划定有限的范围，但都有清晰的意图去创造无限空间的感觉。塑造宽敞空间的意象是园林艺术的基本精髓。压缩的效果若能从小见大，因近及远，乃是一种精巧的手艺。在圆明园里的“九州”恰好是这座雄伟的帝王宫苑之重要中心，象征着完整的中国世界，这种雄伟而非狭小的感觉正是经由象征主义传达出来的。

P243

在“九州”里的皇帝寝宫和后宫都是禁地，不过欧洲传教士王致诚神甫还是得以亲眼目睹。他发现这里“有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美丽事物”… 1860年，当欧洲的侵略者抢掠这座宫殿时，一位英国军官看到这座皇家起居住所“墙上有很大的壁龛，帘帐垂盖，铺满丝绸垫子，用作睡床，一个倾斜的平台让皇帝可以走上去”。这个不列颠军官还看到枕头下“一条丝质手帕上，用朱砂笔记载着各种关于‘野蛮人’的介绍”；靠近床的桌子上有“一些烟斗和其他中式奢侈品”。这个描述至少反映出咸丰时代皇帝起居室的摆设。

P245

…叫做“平安院”的小型庭院。这里是“九州”在西南方转往名为“杏花春馆”小岛的地方。
这座别馆是由杏花村、春雨轩、翠微堂、抑斋和镜水斋所组成，这组景观是由雍正下令建造，在乾隆时将之美化，并命名为四十景之一。乾隆喜欢在杏花盛开的晚春时节来到这里，他以“春深花发，烂然如霞”来形容这里的景色。
跨越“九州”往西走就是字楼，乾隆命之为“万方安和”，房子建于湖上，成字状。由于房子是用坚固的砖块建成并有水环绕，所以冬暖夏凉，乾隆皇帝在此曾被秋月下字漂浮水面上下对映的金色倒影所吸引，这个金色倒影被称为“佛光普照”。其他外观具有宗教意义的风光景点，包括最著名的“月地云居”，由矮红墙和翠松包围环绕，隐藏在一个大操场的北端。

P248-249

在圆明园本园的北端附近有几处乡野的景色，雍正皇帝首先在园林里开辟农地，来提醒他自己有数以亿万的子民是过着农村的日常生活。皇帝陛下可以从凉亭上观察到农务是如何进行的。除稻田外，他后来又增设了养蚕场和织染坊。早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魏晋时期，中国的文人就透过整体园林的宏观设计与花卉和叠石的微观布置，来不断尝试寻找他们自我独特的个性。有一些文人想表达他们非凡的抱负，另有一些人则想展现出他们纯洁、崇高或孤傲的个性。个性与品位长久以来被视为园林和园主的灵魂。雍正十分注意他的责任，勤奋政务和关怀人民的福祉。他有意在自己心爱的御园里建造农地景象，就是要表现出他关心子民以及强调他的仁政。皇帝很明显利用这个主题作政治宣言，来表示他是一个广大农业人口的正直的统治者，同时表现自己追求儒家的道德理想。

環福海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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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岛瑶台”这座大院有四面，每一面都可以一览湖上缤纷楼阁的闪耀倒影，让整个视野看来非常壮丽。每一幢人工建筑在雾山之中若隐若现，以符合神话中的景象。传教士王致诚完全陶醉在这一情境当中，他把瑶台比作湖上一块巨石，身置其中，“个中美妙与滋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又说：从这里你可以见到，所有宫殿以适当的距离遍布在这个福海沿岸的周围；所有山丘都伸展到此；所有溪流会聚在一起，不是溪水流向这里，就是这里的水流向溪涧；所有桥梁不是在溪头就是在溪尾；所有凉亭和壮观的牌楼装点着这些桥梁；所有种植出来的树丛是用来区隔和装饰不同的宫殿，并避免住在里面的人会互相被窥视。
这座蓬莱洲只有坐船才能到达，雍正就经常带领他喜欢的皇族和官员在湖上泛舟。他的龙船建造得非常华丽。皇帝的龙船后面常有30艘船跟着前进。乾隆更喜爱泛舟的乐趣，他于每年的端午节在这里举办盛大的龙舟竞赛… 在1860年的夏天，咸丰皇帝最后一次享受在湖中泛舟之乐，因为在四个月之后，外国的侵略军就摧毁了他的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