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柄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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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P2-3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宫类的庙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
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权力，而城市规划则是“社会性”的。尽管如此，城市规划往往从相同于纪念性建筑那样的国家视角进行，即它整体被“自上而下”地计划、控制着。
P3-4
雅各布斯是一名从正面反对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推进的城市再开发，并发起了市民运动的建筑记者。新的城市开发基于被称作“分区”（zoning）的思想，它以办公区为中心，把街道分为各种区域，在郊外设立住宅区。住宅区通过机车化（motorization）与中心相连。如今，世界所有城市都通过雅各布斯所批判的分区以及机车化进行开发以及再开发。
她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她的观点，新旧建筑的混合、住房与办公室的混合、各个阶层以及民族的混居才是城市的魅力以及活力所在。她并非反对城市规划本身，因为她的方案也是城市规划。但是她的规划不是为了国家以及资本，而是为了民众的人性生活。
如今在加拿大一侧的多伦多充满了活力，产业发展，而美国一侧的水牛城却衰退荒废了。
我认为其原因之一在于城市设计。多伦多城的中心是议会以及其他公共建筑。中心附近还有大学，再往外就是中国城，闹市区也相去不远。在闹市区遍布着地下街，人们不必来到地面，可以在地下过冬。除了地铁外，这里还行驶着无轨电车。也就是说，多伦多完全排斥了“分区”。而水牛城却完全实行了“分区”。比如，那里没有地铁，因为遭到了担心地铁建设会导致无车贫民涌入的富裕阶层、中产阶层的反对。大学则建在郊外，闹市区里还有喧嚣的贫民区。这是美国城市的典型。不仅如此，以分区进行城市开发的所有地方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英文版序言
P6-10
对柏拉图而言，建筑意味着通过将一切“生成”看作是“制造”从而与“生成”构成对抗的姿态，而他把这样的哲学家比作建筑师。但实际上柏拉图与雅典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并看不起那样的手艺活儿。建筑无非只是个隐喻罢了，因为实际的建筑有一半是属于“生成”的。可以说，柏拉图以降，是将知识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意志。后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无数哲学家都把建筑师、城市规划者用作隐喻，而最新的例子则可说是结构主义者。
柏拉图不断地把几何学加以规范。但是几何学或者数学基本上是一种实践的技术，正是柏拉图使其成为坚固的“建筑”。柏拉图以及欧几里得在实践方面给数学带来的东西为数不多，相反，从排除了已在巴比伦王国发展起来的代数来看，其意义还是负面的。数学本身如同其现实那样，具有一半的“生成”性。自柏拉图以来人们之所以不断规范数学，是因为数学似乎最具建筑性质的可能。所谓哲学，就是“对建筑的意志”的别称。数学本身不具建筑性的可能，这已由1931年哥德尔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所证明。在此之前，作为隐喻的建筑一直统治着数学。进一步而言，作为隐喻的建筑还一直统治着建筑。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起，作为隐喻的文本替代建筑，占据了统治地位。比如巴特将文本与作品加以区分。作品等同于建筑，那里存在着贯穿整体的意义，还有管理的主体（作者）。然而所谓文本则是语言的编织体，它由各种引用以及换喻式滑行组成，那里没有什么“作者”。当然这样的认知并非只有巴特或文学批评率先进行。实际上可以说各个领域都在阐述着同样的事情。比如后结构主义者所批判的列维斯特劳斯就已经针对制造提出了“拼贴”（bricolage）概念。虽然建筑领域并未使用相同的词汇，但“作为隐喻的建筑”也日益被“作为隐喻的文本”所取代。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源自建筑领域的用语普及开来，最终压倒了“后结构主义”概念。此过程告诉人们，这一事态是如何与“建筑”相关的。
所谓作为隐喻的文本，基本上是一种认为“生成”优越于“制造”的主张，这就如同休谟之于康德，蒙田之于笛卡尔那样，是对肯定文本多样性的思想家的认可，而最终它还必定要回溯到对柏拉图的批判。尼采最早批判了柏拉图主义，即那种无法肯定“生成”的偶然性以及多样性的弱者所采取的“对建筑的意志”——柏拉图将其称为对真理的意志。但如果20世纪60年代后还将尼采与柏拉图对立起来，则是一种故意的无知了。如同米歇尔·塞尔所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之后的思想基本上基于形式数学，与依然对数学进行浪漫主义式反击的尼采相比，它更是柏拉图式的。
1970年代后期，文本作为隐喻逐渐取代建筑占据了支配地位。虽然我心有共鸣，但同时也产生了某种抵触感… 因为实际上，解构只有在彻底结构化之后才成为可能，否则它就会止步于语言游戏的层面。
确实，柏拉图是抨击了诗人，但对他的反击在浪漫派中已经显现，而且还在尼采以及当今的文本派中延续着。这让解构很奇妙地具有了文学性。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具有不可判定性。但文学性文本的多样性本就不言而喻，称文学“不可判定”既轻而易举且廉价。不可判定性只有在被认为是严谨的、可判定的诸如数学等领域才具有意义。事实上，这已经被哥德尔所证明。
然而，将文学与数学对立，是浪漫主义者的偏见。数学并非像浪漫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只是处理数与量，而是处理关系或者说只处理关系——数量是关系的形态之一。当我们不把文学作为素材而是作为素材与素材的关系看待时，文学就是数学的对象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关系”是否与“物体”一样存在。柏拉图认为“关系”以不同于“物体”的方式“存在”，而那就是理念世界。我们无法简单地对其加以否定，因为即使否定了理念，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区别依然留存着。
20世纪出现的形式主义者——比如数学领域的希尔伯特、语言学领域的索绪尔虽然提出了一种理念式的形式，却不认同那种认为形式“存在”于某处的观点。形式主义是一种使任意的形式先行，把对象以及意义作为其“解释”或“模型”的视点。可以说20世纪的知性问题本质上出自这种新奇的倒转。比如，认为只存在作为示差形式的能指，而所谓的意思则是这些示差形式所产生的所指。或者像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社会亲族关系的分析中所做的那样，不从事实出发去归纳性地思考模型，而是首先思考出形式的、数学的结构，并把经验性事实看作是解释这个结构的模型。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形式主义的思维。
形式主义出现在语言学、人类学、精神分析、思想史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然而这种展现出来的多样性却妨碍人们从本质上质疑形式主义所普遍具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质疑形式主义，那么我们必定会遇到柏拉图最初面对并作出了回答的问题，即“形式”的地位问题。在形式主义内证明了其自身破绽的哥德尔本人就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其他领域的形式主义也不可能与哥德尔所指出的事实毫不相干。比如，可以说德里达式的解构就是在另一个领域做了哥德尔所做过的事。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倒转了之前的想法，认为从形式来看，“生成性＝自然形成性事物”是一个自指的形式体系。比如语言并不仅是差异体系而是自指的差异体系，此外货币经济则是通过将一个商品作为排他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而形成的各个商品之自指的关系体系。
P10-13
在这找不到出口的低迷时期，给了我最大刺激的是爱德华·赛义德一篇题为“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的文章。
…美国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如今都明确接受了不介入的原则，可以说其独特的所有方式（借用阿尔都塞的公式的话）排除了被世俗性、情境性或者社会性所“污染”的东西。“文本性”成了文艺理论中具有某种神秘性质的被“消毒”了的主题。
本性”因此变成了一种与可被称作“历史”的东西完全相反之物或替代物。文本性产生自某个场所，但同时又被视为并非产生自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时刻。它是被生产的，却既不由某个人产出，也没有产生的时间。…如同当今美国学院中所进行的那样，文艺理论几乎将文本性从使之成为可能、使之可能作为人类活动而加以理解的情境、事件以及各种身体感觉中隔离开来了。……我的立场如下，文本是世俗的，某种程度上是事件，即便有时看似对其加以否定，它也是被置于社会世界、人类生活之中来加以解释的历史时间的一部分。
数学终究是历史实践的产物。这个见解与作为隐喻的文本的观点似是而非，但如果考虑到初期维特根斯坦如何具有“建筑性”，那么这就是令人惊讶的转向了。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哥德尔一样，对罗素的“逻辑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他所使用的方法却是迥然不同。“我的任务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面攻击、抨击罗素的逻辑。” 这是对黑格尔的隐性批判。哥德尔试图从形式主义内部揭示其内在的破绽，但并没有走到形式主义的外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哥德尔的做法还只是停留在罗素的“内部”而已。那么，“外面”如何成为可能？惟有依靠“世俗性批评”。
越是主张建筑是设计理念的完成物，就会离实际的建筑越远。建筑既是与业主的对话，也是对业主的说服，同时还是与其他工作人员的共同作业。即使当初有设计，在实际的完成过程中也会不断变更。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建筑就像是一个边做边修改规则并最终成型的游戏。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无法对建筑进行事先预测。建筑不可能与语境分离，它是一个事件。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制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柏拉图赞扬作为隐喻的建筑师，却蔑视现实中的建筑师，因为实际的建筑或建筑师暴露在偶然性之下。但这种偶然性并非指与作为理念的设计相比，实际的建筑低一个层次，并且总是处于瓦解之中。这种偶然性是指离开与他者（业主）的关系，建筑师就无法确定自己的设计。他们面对的是难如己愿的他者。总之，建筑是一种交流。而且无须赘言，这是与并不共有规则（体系）者的交流。
建筑师只有在绝对权力背景之下，才可能避开因为遭遇相对性的他者而导致的偶然性。某一类建筑师或许会梦想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本身恰好证明了其在现实中的不可能。建筑只能是事件，只能是偶然。
柏拉图以降的“作为隐喻的建筑”所压制的，不是生成＝文本，而是“世俗”的建筑师。能够打破作为隐喻的建筑的自我充足的形式体系的，不是绝对的他者，而仅是“世俗”的他者。
P14-16
康德把主观形式所构成的东西称作“现象”，把不断触发主观却不能被主观所认识的东西称作“物自体”。我们还应加上一个“假象”。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象”以及“物自体”的区分与以往的“假象”（Doxa）以及“真知”（Episteme）的区分并不相同。比如科学认识所掌握的是“现象”，尽管它不是物自体，但它也不是“假象”。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区分“现象”与“假象”。康德以前的哲学家一直认为“假象”基于感觉而生，因此超越感觉的理性认识才是真知。康德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他认为并非只有感觉才带来假象，某些假象却正是由于理性而产生。康德的任务就在于批判（反思）这样的理性，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易地排除假象。可能正好相反。比如自我（自我认同）等想法就是假象。当然如果失去了自我，人们会陷入恐惧的心理状态。康德把这种假象称作超越论假象。
当然我们可以弃用“物自体”这个老掉牙的词，但不能丢弃这个结构本身。…物自体、现象、假象这三个概念得以更换成其他词语意味着这些概念是在超越论上所发现的“结构”，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建筑术（architectonic）。
如果一个这样的体系在形而上学的一般名义下要想成立的话（全部完整地实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而且对于理性的运用在各方的关系中是极其重要的）：那么，批判就必须对于这个建筑物的地基预先做好那样深的钻探，以便这个建筑不在任何部分沉陷下去，因而使全体不可避免地倒塌下来。这基地就是那不系属于经验的诸原理的第一层的根基。
康德这样论述自己的工作：“这项研究本来称不上学说，而是应该称之为超越论的批判。” 换句话说，康德并非要通过“批判”来建立什么“体系”，而是要指明无论是何种体系，因为都是建立在某种“理性的僭妄”之上的，所以“使全体不可避免地倒塌”。“僭妄”是个法律用语。因此他所说的“建筑术”，在其他地方还可被换作法院的隐喻。总而言之，重要的是，为了对“作为隐喻的建筑”进行“批判”，作为隐喻的“建筑术”是不可或缺的。
康德把人类所认识的世界看作“现象”，也就是说现象不是对外面事物的摹写，而是通过“投入”某种形式以及范畴来构成，康德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哥白尼式转向”。可以说20世纪广义的“形式主义”是对“康德式转向”的扩展。“语言学转向”也不例外。
但如仅止于此，那康德的重要部分恐怕就会被忽略。毋庸赘言，“哥白尼式转向”将以人类（地球）为中心的观点倒转为以太阳为中心的观点。从隐喻角度而言，“康德式转向”应该是向以物自体（太阳）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转向。因为广义的“形式主义”不存在“物自体”，所以只能归结于其他种类的人类中心主义、文本观念论或者是怀疑主义。我曾论述过的关于马克思、维特根斯坦的“转向”，才真正称得上是“哥白尼式转向”。因为用世俗语言来说，“物自体”就是“他者”。与其说这是认识论问题，不如说这是伦理性的问题。
第一部_制造（Making）
1-對建築的意志
P20-22
在给哲学家下定义时，柏拉图把建筑师用作隐喻，而其后的哲学家往往回归到这一隐喻。笛卡尔试图以城市规划师的模式，建立起坚实的知识建筑的根基。黑格尔认为知识必须是体系的即建筑的。甚至连讥笑黑格尔说虽然他建起了壮观的建筑而自己却住在一旁工棚内的克尔凯郭尔也效仿着这个隐喻。如今则更是四处充斥着建筑用语。试图否定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运动被称作解构，这一事情本身就是个证明。可以说，我接下来所要做的尝试，是从建构即建筑的角度来思考解构问题。
古希腊语中，建筑（architectonice）一词是“architectonice techne”的省略语，意思是“architectonice”的“techne”。而“architectonice”则是意为“原始、原理、首位”的“arche”与意为“工匠”的“techton”的合成词。对希腊人而言，建筑不仅仅是工匠的技术，而且是具有原理性的知识，它位于工匠之上，被认为是统领各种技术，对制作进行规划、指导的技术。
…柏拉图就这样在作为隐喻的建筑里找到了以“制造”来对抗“生成”的立足点。
但是追溯词源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柏拉图把建筑看作是哲学的比喻，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比喻具有强迫的反复性。因为柏拉图非常蔑视实际的建筑与建筑师。
根据F.M.康福德（F.M.Cornford）的观点，希腊思想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化论式的，认为世界如同生命一般成长；还有一类是制造论式的，认为世界如同艺术作品那样被设计而成。（《不见于文字的哲学》）换句话说，这两种类型可以区分为是以“生成”看世界还是以“制造”看世界，而后者在希腊思想土壤中属于少数派。因此，正如事实一样，后者只能在这样的土壤中消失了。
要想存续下去，就需要别的观念，而那就是作为建筑师的上帝（God as the Architect）观念。怀特海（Whitehead）指出：支撑着诸科学的不是数学或某种确切的基础，而是认为世界由作为建筑师的上帝所制造并支撑，世界因此在终极意义上是可知的、有秩序的这样一种信念。
如果从西方思想是希伯来与希腊的综合，也就是说如果从西方思想是理性的希腊与非理性的希伯来的综合这一通俗的视角来看，恐怕就无法理解这种“对建筑的意志”的强迫性重复了。将基督教看作是“通俗的柏拉图主义”的尼采这样说道：
…从柏拉图开始，希腊哲学家们的道德主义局限于病态；而他们对辩证法的重视同样如此。理性=德行=幸福，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仿效苏格拉底，制造一种持续的日光——理性的日光，以对抗蒙昧的欲望。人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聪明、清醒、明白：对于本能和无意识的任何让步，都会导致没落…
尼采指出，被认为始于希腊的理性志向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选择的基础上。由此可见，对希伯来式或希腊式进行区分是肤浅的。
但如果是这样，犹太教=基督教也应该是如此。比如，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指出，摩西是一名试图恢复一神教的埃及皇室成员，他与犹太奴隶签下契约计划逃离埃及，结果在途中被谋杀。而这次谋杀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造成了强迫性反复运动。如此看来，可以说希伯来式以及希腊式这两大西方思想要素均起源自“埃及”，并且正因为其被严重压抑，因而不得不进行强迫性的重复。
在希腊，柏拉图是少数派。像他那样的思考来自希腊之“外”，那就是产生了灵魂不死、一神教、国家规划的“埃及”。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思想就起源于埃及。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从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观念中，进而从埃及的神权政治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先锋党”的起源。（《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P23-25
现在必须思考柏拉图，其理由在于别处。那就是本世纪深入人心的“形式主义”所提出的强烈质问。… 如今的思考不管怎样触及尼采，它的出发点都与尼采所持有的浪漫主义思考的基本立场具有决定性不同。可以说，我们要从这一出发点来“重新解读”尼采。针对理性，浪漫主义者把身体、情绪变化、感觉等等的多样性以及混沌性作为本源的东西。但是对理性进行解构的是理性本身。
比如柏拉图总是以数学作为典型，但那不是因为数学本身具有建筑性… 对柏拉图而言，数学与严谨无缘。因为数学是实践的、经验的，而柏拉图带给数学的，是作为反证法的“证明”。也就是说，如果公理被设定为一定的公约，那么其后与之矛盾的事物就必须被排除在外。欧几里得设定了公理系，他只承认可以用此公理系进行演绎的事物为真理。也就是说，是柏拉图使原本并不具有建筑性的数学成了建筑。但这并非数学的必然，它阻碍了业已在巴比伦王国发展起来的代数学的可能性。实际上，数学的发展延续至今，与柏拉图严谨的建筑性并无关联。
但最彻底贯彻了柏拉图式“对建筑的意志”的，还是在数学领域。因此，对柏拉图的批判必须在数学领域进行。因为在该领域，理念性事物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在定义上，点是没有延展的，但这样的点无法通过经验获得。尼采抨击了数学，但那不过是他的浪漫派式看法。数学对他而言，无非是数与量的问题。然而所谓数学是研究事物的关系，即无关事物变化的不变之关系的学问。数量是各种关系形态中的一个。此外，对尼采而言，概念无非是“陈旧的隐喻”。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概念就是关系。一般而言，学问就是要找出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或许是因为在数学中关系看起来更加纯粹化，就像柏拉图所做的那样，数学被当作学问的典型。然而我们不免生疑，这样的事物关系是否与事物本然状态一样存在着呢？
柏拉图不仅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最早给出了答案。他说，所谓关系就是理念，它存在于理念界。… 康德在构成现象的主观先验形式中寻求答案。但即使否定了理念，二元性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如果要将其一元化，那就会变成观念论（idealismus）。因此，要否定理念，我们就应该对“关系”的存在论定位重新提出质疑。
由此而产生的就是20世纪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不再去追问关系的存在论定位，其观察视角是：以与对象、意义无关的恣意的形式为先导，反过来将对象、意义当作该形式的“解释”或“模型”。在数学领域，就是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也表现在其他各个领域，有时并不冠以这样的名称。比如语言学中索绪尔的观点被称作结构主义，但是他的工作应该放在一般的“形式主义”潮流中来认识。比如索绪尔说语言是差异的形式体系，它可以是现实中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是声音、文字或手语，使语言所以成为语言的是任意的“形式”，意义或对象无非是附随“形式”而产生的。狭义的结构主义并非始自索绪尔，而是雅各布森。数学结构主义伴随着数学中的“形式主义”产生，所以在宽泛意义上，可以说结构主义是形式主义的产物。
譬如，结构主义者强调“看不见的结构”，但结构并非原本事物的形状，而是变换规则或运动，因此它当然看不见。
P26
此外，形式主义以柏拉图提出的“证明”为前提。… 柏拉图带给人们的，是在“对话”中寻求确定性的基础。这在民主国家雅典以外的地方，恐怕毫无可能。如前所述，所谓公理并不具有经验的自明性，而是先于对话的公约。现代的公理主义（形式主义）并非从明晰且判明的事物出发，而只是从共识以及公约出发，之后不再否弃此共识及公约。
2-形式的定位
P26
“形式”先行的思想以及以此为依据的诸学问让试图在主观中巩固基础的哲学家感到不安。胡塞尔所关心的也在于此。
结果，现象学往往被看作是“文化研究”中的固有方法… 这一倾向继承了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划分或狄尔泰的解释学划分，即认为文化科学依附于主体的理解以及体验。
确实，胡塞尔说过：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指出早在伽利略那里就已发生的一种最重要的事情，即以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但他并未主张必须回归知觉以及生活世界，相反试图在被浪漫主义的躁动以及情绪所支配的法西斯时代确立理性的基础。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理性已经没落到被视为本身就是个非理性选择的地步。这场“危机”本来就和本世纪初表露出来的“数学的危机”相结合。